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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庆州百名公务员被辞退,十八年来申诉无果

来源:互联网 编辑:王国学 时间:2019-09-11

写在前面的话

在美丽的香格里拉,有一群这样的人,正值青春年华的时候,在基层为迪庆的发展奋斗过十几二十年,但因一次当地政府非法定事由和非经法定程序的处理下强行辞退。时至今日,我们这批人都早已年过半百,但任然得不到一个实事求是的结果。

任何一位有良知的人,看了我们的申诉材料,就知道我们言之有理、言之有据、依之有法,我们绝非缠诉、滥访、无理取闹,我们苦苦寻求的只是一个应得的公平。 十八年漫长的申诉之途,我们经历了无数的委屈和苦难,被欺骗、被拒之门外,遭遇白眼、遭受奚落、遭到侮辱、甚至被非法拘禁,但我们从未停止过,因为我们的本心告诉我们,我们的诉求是合理的、我们的行为是正义的。有十几位同胞兄弟姐妹已经倒在漫长的申诉之途,他们不会瞑目。我们已将申诉之途视为朝圣,尽管途中艰难险困,只要一息尚存,不达目的,就不会停下脚步。

请求恢复国家公务员身份及薪资待遇的申诉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暨尊敬的习总书记: 

七十八名申诉人是原就职于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原中甸(现香格里拉市区)两县下辖乡(镇)的党员干部,在1998年依照相关法律及文件规定被批准过渡为国家公务员。2001年3月,包括七十八名申诉人在内的110名(其中德钦县72人,原中甸县38人)在基层工作多年的党员干部被强行辞退。被辞退时,申诉人以国家公务员身份在所辖乡镇政府、村公所、办事处履职已有三年,其中工龄最长的25年,最短的也有12年。因遭受强行辞退,申诉人的身份又从国家公务员变成农民身份,而且好多同志因户口迁移为城镇居民户口,土地、经济林木已被调整收回,农村老百姓拥有的政策福利也无权享受,申诉人在政治、经济上瞬间陷入困顿之中。

申诉人曾多次联名向县、州、省三级党委政府申诉、信访,但遭到的是压制和欺骗,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公正解决。迫不得已。我们七十八名党员干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第四条规定“党员享有下列权利:……(八)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请求、申诉和控告,并要求有关组织给以负责的答复。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至中央都无权剥夺党员的上述权利。”之规定,向申诉人信赖的党中央、敬爱的习总书记提出申诉。

申诉请求:

一、恢复申诉人的国家公务员身份及薪资待遇

二、对一方面违法辞退申诉人、另一方面却滥用职权违纪录用不合格人员进入机关事业单位的相关政府部门及责任人予以查处。

第一部分:

从1987至1998年,随着社会发展和国家人事政策的调整,在党的关怀下,申诉人这批党员干部经历了由最初入职时的乡镇聘用制干部身份转变为乡镇固定干部,进一步过渡为国家公务员的三次身份转变历程。

(一)1993《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颁布以前,申诉人经选拔聘用、录用为乡镇干部并纳入编制的相关文件。

1987年3月14日,中央组织部 劳动人事部颁布劳人干【1987】4号文件《关于补充乡镇干部实行选任制和聘用制的暂行规定》。德钦、原中甸两县贯彻落实该文件精神,在上个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申诉人经德钦、原中甸两县组织人事部门陆续考察聘用或公开考试、考核,录用到乡镇政府、村公所、办事处工作,在1998年过渡为国家公务员之前身份是在行政编制定员内的乡镇固定干部。

1990年12月22日,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下发至地、州、市、县《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通知》云发【1990】28号文件(以下简称“28号文”)。文件第三部分明确提出村公所、办事处干部纳入编制,村公所、办事处固定定员三人。实行选聘制,并完善选聘制度。村长、主任和文书实行聘任。聘用期满后,只要本人胜任,工作需要,应当继续聘用。在聘用期间工作积极、政绩突出,德才兼备,年龄、文化符合条件,经批准选调到乡(镇)以上机关工作的,可录用为固定干部。该文件第四部分还明确规定“(三)聘用制干部是国家干部队伍的一部分。(四)根据边疆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为有利于从基层培养选拔干部,今后,补充乡(镇)固定干部时,可暂缓实行聘用制。”

1990年12月22日,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转发《关于核定县属乡镇人员编制的意见》云办发【1990】55号,该意见指出“在国家核定我省编制65641人的基础上,再次确定10951人的控制数,将我省县属乡镇(含村公所、办事处)的人员控制在76592人”。

1991年5月23日,云南省人事厅 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 云南省民政厅又下发了《关于贯彻执行云发[1990]28号文件中若干问题的具体意见》云人发(1991)36号文件(以下简称“36号文”)。该文件第二部分第三项“补充乡镇机关固定干部暂缓实行聘用制的县,原已聘用的乡镇机关固定干部,可以逐步完善管理办法,也可在严格考核的基础上将其中具备德才条件、工作胜任、固定年龄在四十岁以下,文化和健康状况符合要求的人员逐步录用为固定干部。”、文件第四部分第(一)项明确说明“行政村在编干部是国家干部队伍的组成部分”。

1991年6月29日,中共迪庆州委办公室 迪庆州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关于核定县属乡镇人员编制的意见》迪办发【1991】20号文件,该文件及云办发【1990】55号文件均指出“乡镇人员编制和控制数的使用范围只限于乡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干部、工人和村公所、办事处的干部。”

根据上述文件,申诉人被纳入乡镇聘用干部编制,并完全是按照乡镇固定干部管理,可以在全乡镇范围内交流,即文件中所说的“乡村混合使用”。

在此特别说明的是,根据36号文附件三的规定,要求德钦、原中甸两县补充乡(镇)机关的固定干部暂缓实行聘用制。事实上,德钦县人事部门及乡镇也未与德钦县的55名申诉人签订聘用合同、而相邻的其他市县与申诉人同等身份的干部则签订了聘用合同。

以上文件及事实证明,在1998年以前申诉人不仅被聘用、录用为乡镇干部,而且因为工作所在地德钦、原中甸两县为边疆民族地区,依据相关文件精神被视同为乡镇固定干部进行管理使用。

(二)1993年10月1日,《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实施,规定了国家公务员的录用、考核、培训、晋升、辞职、辞退、退休等制度。《暂行条例》实施前的国家干部均按照《暂行条例》的规定过渡为国家公务员。这标志着我国公务员队伍的管理进入科学化、法制化的轨道。

1997年,德钦、原中甸两县下辖乡镇开始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申诉人按照《暂行条例》及云南省、迪庆州、德钦、原中甸两县三级推行公务员制度领导小组以及德钦、原中甸两县人事劳动局的相关文件,参加了国家公务员过渡考试,考试合格后被批准过渡为国家公务员。

《德钦县建立和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工作情况工作总结报告》中指出“全县56个单位属于推公范围的人员824人,参加考试的751人,已经过渡745人(其中就包括德钦县55名申诉人),.......。按照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工作的验收标准,通过检查验收,七乡一镇都已合格”。

1998年4月20日,依据《暂行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程序,德钦县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领导小组暨德钦县劳动人事局经过考核,下发德推公(1998)22、28、29、33、40、43、45、46号文件批准包括德钦县55名申诉人在内的311名乡镇干部过渡为国家公务员。

1998年6月,原中甸县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领导小组暨原中甸劳动人事局经过考核,依次下发甸劳人公(1998)43、47、52、56、58、59、60、61号文件批准包括原中甸县23名申诉人在内的285名乡镇干部过渡为国家公务员。

1998年6月26日,迪庆藏族自治州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领导小组暨迪庆藏族自治州人事劳动局同时下达了《关于对德钦县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工作检查验收的批复》迪公(1998)37号文、《关于对原中甸县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工作检查验收的批复》迪公(1998)39号文,批准了德钦、原中甸两县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领导小组的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工作检查验收报告。

1998年12月8日,云南省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领导小组下达《关于迪庆州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工作检查验收的批复》云公(1998)33号文件,批准了迪庆州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总结及请求验收报告。

至此,申诉人获得了国家公务员身份,并按年度参加云南省国家公务员考核,申诉人持有的多份云南省人事厅制作的云南省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年度考核证书足以印证该事实。 

以上所列事实来自于申诉人的亲身经历,证据皆由相关政府档案局查阅取得或申诉人留存,真实可信,证据环环相扣,互相印证,已形成完整证据链条,足以认定申诉人的身份是国家公务员。

2001年3月,德钦、原中甸两县人事劳动局将已是国家公务员身份且在基层工作十几年乃至二十年几年包括七十八名申诉人在内的110名党员干部贴上“村干部”的标签强行辞退。申诉人开始了逐级上访,但德钦县人民政府、迪庆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相关信访回复文件违背事实与法律、割裂历史,偷换概念,欺瞒申诉人。

2001年,德钦、原中甸两县推行村级体制改革,德钦、原中甸两县人事劳动局将申诉人错误的纳入村级体制改革的对象强行辞退。德钦、原中甸两县人事劳动局将申诉人辞退后,分别下发德组通字【2001】05号文件及甸办发【2001】11号文件,仅仅给予申诉人一次性生活补助及安家费,人均1万元左右。

对于申诉人恢复国家公务员身份的诉求,德钦县人民政府 德政复[2016]2号文件的意见是:虽然申诉人过渡为公务员,但没有进行公务员登记,管理上依然是聘用制,身份依然是聘用干部。

德钦县人民政府所说的公务员“登记”究竟是指什么?当时包括申诉人在内的德钦、原中甸两县1030名(德钦县745人,原中甸县285人)过渡的公务员除了申诉人具备的国家公务员考核过渡登记表、国家公务员年度考核登记表、云南省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年度考核证书,并无任何的特别登记手续。

迪庆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关于解聘村干部信访事项的复查意见》是:“原聘用制干部虽然参加了过渡国家公务员考试,也进行了国家公务员过渡登记,但过渡后没有被录用为国家公务员,因此不能确定为国家公务员身份。”,在这份文件中,迪庆州政府承认了申诉人进行了国家公务员登记,但又称申诉人“没有被录用为国家公务员”。

这完全是原迪庆州政府为了掩盖真相胡编乱造的谎言!因为《迪庆州国家公务员制度实施方案》中根本没有录用公务员的程序规定,事实上,当时包括申诉人在内的德钦、原中甸两县1030名过渡的公务员也从未有过任何专门的录用程序!《暂行条例》实施前在岗的各级国家干部,在《暂行条例》实施后均根据规定过渡为国家公务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谓“过渡”是原在岗的国家各级机关工作人员转变为国家公务员的普遍方式,所谓“录用”只是针对各级国家机关招录新人而采用的方式,而绝非针对在岗的国家各级机关工作人员。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人社信复字【2016】7-2号文件的意见是:“村公所(办事处)干部不是乡镇聘用制干部,不在乡镇公务员过渡范围”、“村干部不是乡镇干部”。

这更是罔顾事实的瞎话!当时迪庆州所辖地区内行政村的村公所是乡镇的派出机构,担任行政村干部的人员均是县人事局及乡镇党委政府委派的乡镇干部。“28号文”明确将行政村干部纳入编制,村长、主任和文书实行聘任,“36号文”进一步指出行政村干部可以在本乡镇范围内交流,即相关文件中所称的“乡村混合使用”。事实上申诉人在工作期间在乡(镇)、村公所、办事处之间频繁调动任职,甚至存在跨乡(镇)调动的情形,如申诉人中的尼玛从小中甸乡调至建塘镇工作,任建塘镇解放村支部书记;周学文从小中甸乡调至建塘镇工作,任建塘尼史办事处主任;周国富从小中甸乡调至建塘镇工作,任建塘镇诺西办事处主任;拉茸农布从建塘镇调至小中甸乡工作,任团结村村长。

因此申诉人过渡为国家公务员前的身份与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后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这类“村干部”身份性质完全不同。即使依照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回复中“村干部不是乡镇干部”的说辞,试问,申诉人中升平镇民政干事扎史、霞若乡政府出纳牛尼、奔子栏乡经营管理员格特姆、云岭乡劳动干事康主次里、云岭乡团委干事扎史尼玛、云岭乡武装干事此布、拖顶乡统计员农茸等人,被辞退前就在乡镇工作,仍然被辞退,这又如何解释?

经过申诉人多次申诉、信访,在2014年6月6日,中共迪庆州委组织部、迪庆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发《关于妥善解决原解聘村干部定期生活补助的意见》迪组通【2014】59号,对原被辞退干部,按照工龄长短,男满55周岁,女满50周岁起,每月给予600-900元不等的生活补助。对此,申诉人认为州政府有关部门的解决意见与自身的国家公务员身份不相符,明确表态对迪组通[2014]59号解决意见不予接受。

2015年12月8日,迪庆州维稳工作领导小组和顾琨副书记在迪庆维稳信息第29期中对此事做出过“建议和批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建议和批示”至今未得到落实。

2016年9月20日,失去耐心的申诉人再次上访,不料在计划去省委组织部递交信访材料的路上竟然被昆明西山公安分局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处罚,并对维权代表予以拘留数日,其他人员被迪庆州政府相关部门领导强行遣送回家,迪庆州社会舆论一片哗然。

2017年1月,德钦县委、政府印发德人社发[2017]3号文件,承认了我们过渡为公务员的事实,补发了1998年5月到2001年3月的履职公务员待遇,而2001年3月之后待遇则没有任何说法。

2017年5月6日,申诉人给州委顾琨书记写公开信反映诉求,据了解,顾琨书记在公开信上作了重要批示,2017年6月7日,州人社局再次向我们作了内容没有任何变化的回复,并明确表明今后对同样的诉求不再受理。

第三部分:

申诉人的国家公务员身份应当得到恢复,迪庆州、原中甸县、德钦县政府的强行辞退申诉人是典型的乱政行为,必须得到纠正,期间发生的违法违纪行为应当被查处。

如第二部分所述,县、州、省三级政府及相关部门面对如此众多的党员干部身份待遇问题,无视客观事实证据,却分别找了三个自欺欺人的借口:“没有登记”、“没有录用”、“村干部不是乡镇干部”,互相包庇、相互遮掩,违背了我党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政治原则,与我党现行的依法治国政策背道而驰,属严重的违法违纪行为。

包括七十八名申诉人在内被批准为国家公务员的110名党员干部被辞退后不久,其中与时任领导沾亲带故的极少数人恢复了编制回到政府部门工作,这是依据什么?尤其是2010年-2013年期间,德钦县人民政府将280人左右的编外人员直接纳入公勤或事业编制,其中有的人甚至工作了两三年就享受退休待遇了,这又是依据什么?而申诉人为党和国家工作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很多人至今生活无着(多年信访申诉后争取到的待遇是达退休年龄每月拿到数百元,这与他们当年的同事退休每月七八千元的工资相差何其大也!),而德钦县人民政府如此草率的将一批编外人员纳入公勤或事业编制,这与2001年强行辞退申诉人形成何等鲜明对比? 

申诉人在1998年6月过渡为国家公务员,是迪庆州组织、人事部门的一次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法律效力。依照《公务员法》第二条所称:申诉人是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申诉人于1998年6月过渡为公务员后,根据《德钦县国家公务员制度工作总结报告》显示,德钦县一共批准过渡乡镇公务员311名,过渡公务员的职数与之前云南省委政府核定的乡镇编制数353名非常接近,符合常规。申诉人的公务员编制数应当已上报国务院,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但村改期间原中甸、德钦县政府有关部门违法辞退申诉人,申诉人成为在编不在岗的受害者,试问:这些年,中央下拨给申诉人的工资福利到底被政府用在何处了?是政府一直在吃申诉人的空饷吗?或者是把申诉人的编制嫁接给了其他人?相关的事实真相还请党的监察部门进行调查。

根据德钦县人民政府德政复[2016]2号文件陈述的基本情况,仅德钦县我们这批被辞退的干部中已经去世就达16人,须知申诉人这批人至今平均年龄不过五十多岁,如此高的死亡率着实令人唏嘘。在申诉人工作的年代,德钦、原中甸两县的条件非常艰苦,如羊拉乡是德钦县毗邻四川和西藏的一个藏族乡,因雪山和长江阻隔,县里又无能力修路,羊拉乡的干部群众要到德钦县城办事,一年中只能在6至9月份才有条件靠步行翻越雪山到县城办事,物资都是靠人背马驼运送,来回一趟需要十天左右。条件之艰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而稍微好一点的霞若乡,当时去一趟德钦县城也是十分麻烦,要绕道丽江石鼓镇、原中甸县桥头镇、迪庆州府才能抵达德钦县城,来回一趟也是需要十天左右。从村公所一级到乡政府,全程要靠步行。申诉人作为改革开发初期的基层党员干部,真正为党和国家的政权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的。

申诉人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为党和国家勤勤恳恳工作十几甚至二十几年,把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却被违法辞退,落入生活无着的境地,这不仅是对申诉人的不公,也严重违背了我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申诉人群体的合理诉求处处遭受稳控、压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前,云南省昆明、楚雄、文山、红河州等地一次性将聘用制干部过渡为公务员,到龄退休。未过渡为公务员的乡镇聘用制干部,经云南政协报多年连续报道,目前云南省曲靖、大理、保山等周边地区的聘用制干部都已落实与公务员相同的待遇。同样在云南省范围,为何其他地区、州能解决几千人的身份与待遇问题,全省唯一拥有一系列国家优惠政策的迪庆藏区却不能解决几十个人的问题呢?真相的盖子一经揭开,如不能从根源上解决申诉人的问题,就注定了申诉人的维权行动永在路上,长期如此,只会给迪庆州的民族团结,藏区社会和谐稳定带来极大的危害。

借用云南省政协委员王中的一句话:同岗不同身份、同岗不同职、同岗不同酬、同岗不同责等涉及社会公平、社会稳定。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一个人生活的基本保障,否则幸福无从谈起。不应让那些在艰苦条件下为社会付出辛勤劳动的人得不到基本的回报。

原云南政府首席法律顾问祁希元在《通用行政执法教程》中论述到:依法行政必须在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之下进行,没有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是不可想象的;同样,没有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只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试问,到底是当年相关领导的面子重要,还是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重要?德钦、原中甸两县违法辞退申诉人的行为归根到底损害的是党和国家在藏族人民群众中的形象、破坏的是党和国家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方针政策。

习近平总书记曾援引英国哲学家培根的一段话:“一次错误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这其中的道理是深刻的。回顾申诉人这一群体18年来的上访、申诉历程,不仅给包括七十八名申诉人在内的110名党员干部的家庭、子女带来痛苦的记忆,也在迪庆地区藏族人民群众中造成极为不良的影响。正是因为政府一次不公正的裁判,严重损害了党在迪庆少数民族地区的威信,侵蚀党的执政基础。 

申诉人相信党中央、习总书记看了申诉人提供的申诉材料,就知道申诉人言之有理、言之有据、依之有法,申诉人绝非缠诉、滥访,我们相信党和国家一定能够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妥善处理我们这一批为党和国家工作多年又被强行辞退的党员干部,希望能在有生之年恢复国家公务员身份,有尊严的度过晚年。我们坚信:正义只会迟到而不会缺席!党迟早会给申诉人这批在边疆地区勤勤恳恳、艰苦工作了十几年乃至二十几年的党员干部以公正的待遇。

申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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